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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公众参与
2018-10-25 15:06:07 北京大学 郇庆治 来源:理论与评论 责任编辑:林旻煜

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蕴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或维度:一方面,全党、全社会要牢固树立与科学践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或者说用一种“社会主义新政治”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主动运用或引入一些环境经济和环境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手段,逐渐实现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依此而言,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公众参与,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从理论层面上说,这一议题又可以具体划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一般来说,“生态资本”主要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资源化和资本化,而不是指那些与自然资源开采、运输与加工相关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不仅如此,二者之间的更重要区别在于,“生态资本”或多或少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独立价值的认可,比如至少包括了这些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被污染或破坏后的修复(或替换)价值,因而希望依此来实现对这些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更好利用和保护。“绿色技术”也不是指那些仅仅面向或针对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要素开发本身的科技工艺,而是指相对于传统科技工艺更加环境友好直至负面影响为零的科技工艺。因而,就像“生态资本”一样,“绿色技术”也是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或等级性的,比如,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形态各异的“浅绿色”或“深绿色”的“生态资本”和“生态技术”。至于“公众参与”,虽然理应也包括资本所有者(国家、集体与私人资本家)和科技研发人员(研究机构与个人)的参与,但主要是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普通民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

这种概念性阐释,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无论是生态资本还是绿色技术,都是需要范围大小不一的社会(区)公众去驾驭使用,或者影响到范围大小不一的社会(区)公众的生产生活的。也就是说,具体形态的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其实是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与大众消费领域相关的资本与技术。另一方面,社会(区)公众对于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决策或选择能力,是检验我们社会的生态文明水平尤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特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换言之,更真实或更高程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我们将会越加鼓励那些“红绿色”(更自觉地将生态环境保护取向与社会公正考量结合在一起)的“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

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与对生态资本、绿色技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确有可能的是,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创新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一种公众参与促进性作用,尤其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背景之下。其逻辑机理是,直接性参与公众(比如作为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和间接性参与公众(比如作为社会成员或公民)的民主决策和监督行动,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形态选择、使用范围和后果回应,而这又会反过来成为鼓励和促进大众性参与的动机理由或社会性条件。

二是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绿色发展,从环境经济学或资本管理的视角来说就是处理好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是一个意涵宽泛、用法多样的伞形术语,可大致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代表着历史更为久远的发展理念或话语的某种程度“绿化”,尤其是尽可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带来较小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即便在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话语语境下,它也包括三种略显不同的使用方式:“三个发展”“五大(新)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进路)”。“三个发展”即把“绿色发展”与“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相并列,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产业(产品)结构上的绿色或生态环境友好特征,而后两者更多指的是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低碳排放量和原材料封闭循环利用特征。“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主要是强调对生态文明或生态环境友好的考量已经像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一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从总体规划到具体实践的指导性原则。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进路)”的“绿色发展”,主要是强调通过逐步构建一种绿色的产业与经济体系、能源供给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生活消费体系,来不断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因而,笔者在此更多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绿色发展这一概念。更具体地说,通过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和生活消费体系的绿化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就资本管理的视角而言有两个不同的思路或策略:或者用强大的工业资本来扶持、培育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或者用丰富的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吸引、积累工业资本。对于前者,笔者称之为“生态现代化进路”,现实中的实例比如江苏和广东;对于后者,笔者称之为“绿色发展进路(战略)”,现实中的实例比如江西和福建2

需要指出的是,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立场来看,一方面,引入生态资本与文化资本的更高或根本目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尽管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历史遗产的开发利用不应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但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二者的更有效保护与传承。就此而言,生态资本与文化资本有着明显的虚拟性或工具性特征,至少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商业资本,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关系和话语语境下的工商业资本。另一方面,至少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也不能简单否定传统工商业资本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对于较大规模的行政区域或社会(区)共同体来说。当然,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目前的经济评价体系,包括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比如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总的来说仍是偏重于对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社会配置而不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

应该说,狭义的“绿色发展进路(战略)”是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示范区、先行区、试验区建设中的主导性模式,试图借助其丰富的生态资本、文化资本来开启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态进程,比如浙江的安吉县和甘肃的康县3。而一旦达到一定的行政区域或地域规模,如何对待工业资本似乎就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一个更为全面的表述也许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以及内在契合性(尤其是在三产结构上),而可以肯定的是,过度集中于传统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地理(行政)区域是无法声称建成或进入生态文明的。当然,可以想象,对于现实中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那些区域来说,真正驾驭好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

正是在上述话语语境之下,江西省抚州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个例分析价值。比如,我们至少可以围绕生态资本、绿色技术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生态资本、文化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观察与追问如下三个具体性问题:一是地方政府的组织引领作用及其发挥机制。可以想象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会在政策鼓励生态资本与文化资本开发(构建)、吸引社会性工商业资本进入生态和文化资本化开发领域,以及采取行政举措扶持这些“绿色资本”的开发、经营和累积等方面,扮演一种全面组织者或担保者的角色,就像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积极鼓励与促进乡镇企业的起步,但同样值得观察的是,各级政府还在何种意义上以及通过哪些路径同时做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国家(区域)政策与规划引导并尽可能确保或吸引相关社区民众的制度化民主参与。就前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精准扶贫等一系列直接相关的大政方针实现整体性组合,从而形成一种政策统合效应,而就后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把狭义上的企业或经济参与(通过投资和就业)扩展成为一种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参与。

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及其可复制性。毫无疑问,对于上述两个层面上的互动实践最值得期待的是,它们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体制机制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而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基础性任务。因而,对上述两种互动关系的科学的(生态)环境经济与(生态)环境行政公共管理,肯定会成为创建一个强大而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方法论进路和巨大促进力量,而结合地方实际的各种实践探索将会更加鲜活生动。当然,至少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另外一种(或数种)可能,比如,现实中生态或文化元素的资本化及其经济开发的欣欣向荣,由于缺乏必要或适当的一般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与规约机制,并没有成为传统工商业资本的绿色重构者或抑制者,甚至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普通资本(“绿色资本”),也就难以真正发挥促进生态可持续性的预设作用。同样,在社会可持续性的意义上,生态资本或文化资本最终成为地方社区中进一步经济与社会分化的助推器,而不是通往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美丽乡村、新型乡镇等诸多美好未来愿景的切实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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