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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如何经略海洋
2018-11-06 14:33:14 丁涛 王鑫 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刘建权

历史上,中国在海洋的开发和经营上曾长期占有优势,早期对海洋的经略,是在“四海”“九州”“天下”等重要文化观念指导下展开的,海洋意识、海疆观念及其实践主要是要伸张“天下”王权,且沿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思路演进。秦汉时期作为传统海洋强国的奠基时代,由发展国力、开拓海路开始,至具有军政意义的经略海疆、拓展海洋权益、发展海外经贸等逐步打开局面。在疆域拓展与巩固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有效做法,逐步确立了以陆为基、“江海一体”“陆海一体”架构下“四海”安平的经略目标,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核心,兼顾江、海、陆的拓展路径和地缘战略态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在各国争相制定海洋战略争夺海上权益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古代经略海洋的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实现“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以“四海”疆域观为指导积极向外拓展

中华文明中,很早就树立了以王权为核心的疆域观念,如《尚书》多言“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诗经》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说,其实质反映的是天、地、人高度融合的“天下观”。其中即包含疆域文化观念上“四海”的界定,而对“海”的占有是据有天下的象征。

秦始皇首先开辟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驭格局,竭力将疆域拓展至漫长的海岸线甚至是近海,尤其是在关键节点上广泛设郡县、置僚属,对涉海区域实施有效管辖。如北有辽东郡,总领今辽宁大凌河以东至朝鲜清川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东部山东将“一头独大”的原齐国拆分为齐、琅琊两郡,东南置会稽郡管辖长江以南原吴越之地;后又以五十万兵力,在局势复杂“百越之地”征战数年,拓地千里,增设桂林、象、南海三郡,打通海疆方向共十六郡且连成一体。

汉武帝则处在清除封国影响阶段,着重加强中央对涉海要地管辖权,比较典型的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燕王刘定国因罪自杀除国,后来中央在环渤海一带广设郡县,并置幽州刺史监察之;同样,对“百越之地”除加强监管外,以武力震慑之,如对东南的闽越王郢侵犯南越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并进而控制该区域;再如,元鼎五年(前112年),对南越王相吕嘉的反叛,遣五路大军十余万水陆并进予以平定,并调整设置南海、合浦、交趾、日南、珠厓等九郡,强化了对南部海域的实际控制。这一系列动作,可以说是打破农耕文明在疆域控制方面天然保守特性的束缚,将广义的“天下观”由文化符号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疆域统治。在海洋方向持续用力,拓展沿海疆域的同时,也为下一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前提。

此时,中原统治者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已充分表现出对海洋的高度重视,不仅在疆域拓展上落实了“守在四夷”的文化定义,更是初步勘定了陆海疆域的主体框架。

从战略高度把握“陆海一体”的疆域格局

中国历史上具有早熟的海疆观念和海洋意识,对海洋的战略定位也是与陆地紧密相连的,体现了“陆海一体”的总体疆域意识。秦汉时期,从设置实体管理机构、深入开发海洋经济到海上军事力量运用等,不仅落实了典籍中提到的“四海”“六合”“八荒”等概念,实质上是要将力所能及的领域均列入管辖范围,同时也是按照巩固沿海及确保海上安全、打通并扩大江海水陆交通网络的目的展开的,充分展现出以安民养民为主旨的陆海整合的特点。

如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巡游东海登琅琊山后,迁徙三万余人并免去该地12年的赋税徭役;为加强安防建设,在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先后贬谪获罪之人去戍守新辟南海沿线的各郡县,这些稳固海疆的举措力度不可谓不大。至汉武帝时,随着海上军事能力的显著提升,增设能辐射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巡守东南及南部沿海地区的水军中心及楼船屯聚地,如寻阳、枞阳等地,又有《汉书·刑法志》记载“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备云”,显然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战训统合机制,具备了随时应对陆海危机的能力;此外还在南部沿海的番禺、徐闻、合浦等地开设十数个重要港口,作为海上军事基地及海外交通出发地。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将海疆的开拓列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大一统”格局的整体目标,尤其在王朝初创时对东部、东南及南部的战略倾斜,直接体现了陆海一体化整合的治理思路。再有,秦皇汉武都有频繁巡狩海上的活动记录,尤其是秦始皇一生五次巡游有四次涉海,通过祭祀、立碑直接昭告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凡是力所能及、眼所能见的地方均为王朝所属,具有明显的划定疆界(包括海疆)、树立权威的意图。

将确保近海安平与开辟远航线路相结合

中国早期海洋观念最初是建立在“行舟楫之便”与“兴鱼盐之利”的经济目的上的,随着海上能力的发展与持续的海洋探索,不仅实现了“官山海”式的海洋经济财政化,更是以开放、开拓的眼光和胸怀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区域性海外贸易。

同时,积极开展海上军事力量运用及海上作战行动,且规模越来越大,如《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的前后有四次涉海军事行动,如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元鼎五年(前112年)及六年(前111年),连续两次用兵南越及东越平定叛乱;元封二年(前109年)“断匈奴左臂”,对辽东用兵时,“遣楼船将军杨僕、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等等。这些征伐行动,一方面体现出对沿海、近海疆域战略意义更深的把握,另一方面,江海方向军事交通作用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在远航方面,秦始皇及汉武帝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如秦始皇派人入海求仙,在客观上开辟出了连接北至朝鲜西岸、东至日本九州海岸的四条线路;汉武帝则将王朝影响力由起初的东北亚扩展至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地区。如《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当时的远航线路,同时还记录了官方海外采购奇珍异宝的情况。可见,当时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且常态化,并初步形成了集沿海开发渔盐、近海军事行动及远洋贸易发展于一体的海洋经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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