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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
2018-11-07 10:47:10 李万 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刘建权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正处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充满机遇,又面临挑战。科技成果转化将是战略应对中的重中之重。

科技成果转化的丰富内涵和战略意义

科技成果转化,是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环境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科技经济结合范畴中的概念,在国际上又往往被称为技术转移、技术转让、技术商业化等。最初是以创新的“线性范式”为理论基础,也即认为科技成果是沿着“研究——开发——中试——产业化”这样的链条形成、熟化并导入到经济系统中。

基于创新范式的变迁,人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和实践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线性范式。政策理念可称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只要给科研系统提供资金等支持,鼓励其“兴趣导向”的自由探索,必将产出优良成果;产业界根据需要自行找寻科技成果——“研究即资源”。这里,成果转化是一个被动的、单向的行为。

二是系统范式。为破解线性范式带来的财政资源“无限化”支持难以为继的问题,政策理念转向“资源稀缺论”,科研活动被区分出不同的优先级后再行配置。科研秉持“需求导向”——围绕国家和产业的现实需求展开——“研究即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一个双向互动、系统推进的过程。

三是生态范式。为解决科研竞争过度、短视行为过多等问题,“生态优化论”的创新政策得到重视。各种创新主体(物种)通过复杂互动网络,开展以“愿景导向”的科研与创新活动。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共同行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引擎——“研究即引擎”。

从线性范式到生态范式,科技成果转化从一个或然性的孤立事件,逐渐成为一个机制化的共同行动,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有效作为的直接结果。机制化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战略意义。

促进高质量发展。大规模科研与大规模生产结合起来,创造出新产品、新产业、新岗位。美国硅谷的崛起,就是得益于国防部的科研投资和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HP、仙童、Intel、AMD、基因泰克、谷歌等都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达成高强度战略。面向国力竞争和国家战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军民融合的方式来推动科技创新,欧洲的“尤里卡计划”“伽利略计划”“地平线2020”等,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既包含了科学研究,更直接实现了成果应用与转化。互联网、触摸屏、卫星通信等都是在军备竞赛、国力抗衡中得以发明和转化的。

催生高水平科研。透过转化,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提出了崭新选题和更高要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孕育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建立了包括TLO(技术许可办公室)在内的技术转移体系,对128公路、波士顿创新生态都产生深远影响,校友创办的企业年收入总和已超2万亿美元。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围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步推进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施意见》和《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三部曲”,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创新型省份和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示范区、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激励等方面系统地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取得了良好成效。从高校到科研院所,从创新功能性平台到科技服务机构,从技术许可到作价入股,从“先奖后投”到“先投后奖”,从离岗创业到产学研联盟,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载体、方式、渠道等日益丰富,激励着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激发了企业对高技术投入的兴趣和动力。

不过,科技成果转化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效果测度。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很难用直接的、简化的指标来量化其成效。诸如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法就不是特别准确,其关键在于尚未将科技成果转化视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核心主体。企业是科技成果的组合者、应用场景的落地者,因而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创新能力普遍较弱,是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瓶颈之一。

关键要素。人才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关键要素。由于目前对不同体制的从业人员实行相对较为严格疏离的管理模式,人的身份很难实现自由有序转换,阻滞了人才在产学研之间的良性流动,影响了科技成果顺畅转化。

权利处置。科技成果转化伴随着权利的增减、转移,带来相当的财富效应,衍生出产权归属、分割、赋予等一系列问题。这需要以现代经济体系思维去把握和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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