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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徵:犯颜直谏 拾遗补阙
2018-12-29 09:53:23 宋志坚 来源:海峡通讯 责任编辑:刘建权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50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11件,一生谏诤200余事,多达数十万言。可以说,魏徵有三个“皆谏”:一是事无巨细皆谏,二是自始至终皆谏,三是无论君喜君怒皆谏。只有利民安国心无旁骛之人,方能如此拾遗补阙犯颜直谏。

前期之谏

贞观之初,大臣们都上书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只有魏徵劝李世民“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采用了魏徵的意见。几年后,突厥破灭,颉利成擒,海内康宁,“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李世民说,这都是魏徵的功劳,还说“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对于隋末大乱之后,百姓能否教化,国家能否“偃武修文”, 封德彝与魏徵曾有过一场争论,封德彝以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魏徵反驳:照你这么说,今日之人“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封德彝于是说“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这是两三年前的事情,李世民抚今追昔,故有是言。

说是“偃武修文”,其实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与民休养生息,不要轻启战事;包括注重礼义德治,不要严刑苛法。这是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谏言。那个时候,不但群臣皆言对内应当“独运威权”,对外应当“震耀威武”,连李世民也担心大乱之后“民未易化”,独魏徵不以为然,说“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并以“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为喻。从中可见魏徵之格调:他不唯上,观颜察色唯唯诺诺;也不从众,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当然也不怕以为今不如古的封德彝上纲上线乱扣帽子。

贞观六年,在关于是否封禅的问题上,魏徵的见解也与众不同。实事求是地说,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清醒的。大臣们多次请求封禅,他都没有同意,因为他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以封禅为帝王盛事”。在他看来,倘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又有什么关系?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也不会以为“文帝之贤不及始皇”,而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但既然“群臣犹请之不已”,李世民“亦欲从之”。魏徵就在这个时候,“独以为不可”。对此,李世民很不高兴,他接连反问魏徵六个问题:是我李世民“功未高”吗?“德未厚”吗?是我大唐社稷“未安”吗?“四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符瑞未至”吗?这六个方面,魏徵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么,又为什么不可封禅呢?面对如此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要是别的大臣,早就被吓得魂不附体,屁滚尿流了,魏徵却视若等闲,从容不迫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归纳起来,大概有两层意思:其一,“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 ,国家折腾不起,百姓承受不了。其二,封禅之行,“远夷君长,皆当扈从”,而去泰山沿途“烟火尚希,灌莽极目”。这是“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总之,魏徵认为,这是“崇虚名而受实害”之事。

封禅兴师动众,乃是史上最大的形象工程。这次封禅最终没有成行。

贞观六年,魏徵尚有一谏,是关于长乐公主之嫁妆的,既非国之大政方针,亦非影响国家大事。长乐公主乃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特爱之”,责成有关方面为其准备嫁妆倍于先帝之女永嘉长公主。魏徵援引汉明帝欲封皇子“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古例谏李世民:“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长孙皇后知道此事后赞叹说:“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

中期之谏

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称:“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贞观之初竭力鼓励各级官吏进言的李世民,这回却是发怒了,他对房玄龄等人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要“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方才称心如意?于是,想治他个谤讪之罪。魏徵劝谏说:“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是耶非耶,还由“陛下裁察”。李世民这才冷静下来,说:“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魏徵及时提醒说:“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李世民于是破格提拔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另加优厚的赏赐。

贞观十一年,魏徵因李世民作洛阳飞山宫而进言,李世民醒悟并以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为鉴,常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并语重心长地说“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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