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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论纲
2019-01-07 14:49:28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 李辽宁 来源:理论与评论 责任编辑:刘建权

摘 要:“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有利于传播中国价值观,表达中国诉求;有利于塑造国家形象,营造友好氛围;有利于推进文化交流,增进文明互鉴;有利于批判错误观念,澄清事实真相。在传播过程中,既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以及由此诞生的时代文化,还要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既要根据不同内容选择适合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载体,又要注重传播话语方式和传播方法。同时,构建有效的传播评价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效果。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价值观 国际传播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1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观,有利于推进“五通”(政治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人心相通)的顺利实施。问题在于,在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实践之前,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和澄清国际传播的意义、内容、对象,以及国际传播的方法论和评价体系等问题。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要意义

总体上看,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目的在于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传播中国价值观,表达中国诉求。国家价值观关涉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国家行为最根本的指导原则。从对外交往的维度看,国家价值观内含着对国际秩序的价值期待,特别是在国际重大事件中的价值取向和矛盾处置方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传播中国价值观,有利于更清晰地向世界表达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地区局势的关切,以及对国际关系和热点问题的态度。毫无疑问,中国希望建立稳定和谐、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

第二,塑造国家形象,营造友好氛围。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道,“德不孤,必有邻”,“行要好伴,居要好邻”。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结交更多的朋友,赢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传播中国价值观可以塑造中国“热爱和平”“睦邻友好”“有担当精神”“值得信赖”的国家形象。这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推进文化交流,增进文明互鉴。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文化和文明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的观点受到了众多批评,但其中所揭示的文化矛盾在现实世界中真切地存在着,也确实被一些人作为分析和处理矛盾问题的理论工具。因此,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成为化解当今世界和地区紧张局势的重要方式。传播中国价值观,可以促进中华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进行多维度的接触与交流,从而增进相互了解、文明互鉴。

第四,批判错误观念,澄清事实真相。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一直存在着对于中国推动该项倡议的动机与能力的疑虑、担心和非议。对于这些现象,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于心理层面的疑虑和担心,既可以通过传播中国价值观进行说服和劝导,也可以通过现实层面的有效合作予以澄清;对于认知上的误区和偏差,需要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明,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至于话语上蓄意抹黑中国的,则需要揭露其背后的用心,并予以坚决的回击。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3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就要对外传播美好的理念和国家发展的积极成果,即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沿线国家文化价值观为借鉴,以当代国际形势与时代精神为背景。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是中国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资源。

一是讲仁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讲仁爱,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比如,儒家的“仁者爱人”“德不孤,必有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这些思想有助于当今建立和谐世界,坚持以和平手段处理矛盾与冲突,反对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主义。特别是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思想,对于当前帮助欧洲处理好难民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重民本。对于构建理想国家和美好社会的追求,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述,但其基本内容还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在处理统治者与民众关系问题上,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宁。“民本”思想得到广泛认同。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等。这些思想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具有广泛的国际认同度。

三是守诚信。古往今来,人际交往都是以诚信作为基础的。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徙木立信”“季札挂剑”等典故。思想界的各门各派均强调守信用的重要性。比如儒家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以及墨子的“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韩非的“内外相应,言行相称”、刘向的“人背信则名不达”、程颐的“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等。当今世界,这些思想不论是对于处理人际交往,还是对于开展商贸往来,无疑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是崇正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传统价值观是以正义为骨架,以仁、礼、利、知、乐等为血肉构成的有机体。5这里的“正”有正当、合适和公正之意,“义”有合宜、应当和应该之意。“正”和“义”不可分割,“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正义是天下和谐、和顺的前提,“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中》);正义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社会性要求,“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行义以正,事业以成”(《荀子·赋篇》),要求人们行为合乎道义,“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尚书·仲虺之诰》)。当“义”与“利”冲突时,要“义以为上”(《论语·阳货》);正义体现了个体为人处世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比如“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政者,正也”(《论语·颜渊》)。

五是尚和合。和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中,“和”大概有和谐、和平、祥和的意思;“合”有融合、合作之意。和合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和生并育的宇宙观,如“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立不朽的人生观,如“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和达共赢的发展观,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和心中节的心灵观,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和爱公正的道德观,如孔子的“泛爱众”和墨子的“兼相爱”思想;和处合作的国际观,如“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6

六是求大同。“大同”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在儒家思想中,“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礼记·礼运》中描述其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一个全民公有的社会,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货尽其用,人尽其力。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康有为和孙中山将“大同”思想进一步阐发,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价值观从而被广泛传播。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特别是在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构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中华传统的“求大同”思想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视角。

以上六个方面是内在一致的:讲仁爱是根本,重民本是基础,守诚信是条件,崇正义是前提,尚和合、求大同是理想目标。这些思想是中国开展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共同构成中国精神文化的基本特质,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以及由此诞生的时代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尤其思想文化方面越来越开放多元,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目标,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者紧密相连,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其中,富强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和谐是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

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其中,自由是社会成员的存在状态,也是社会为每位社会成员提供的总体氛围;平等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法治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三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素质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个体层面的价值追求,也是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其中,爱国是公民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敬业是公民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诚信是公民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友善是公民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要求。

以上三个层面的价值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然而,这些价值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理论总结,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单纯依靠任何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都无法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中国提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初提出的,其实质是推进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观。这一理念伴随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而被广为传播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得以传播和认同的重要载体。尽管有少数国家的政客和学者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颇有微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炮制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但是这些抹黑终究不能得逞。数据显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平等协商,已经同86个国家和组织签署101个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8正如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所说,“当其他资本主义中心正在盘算着占领和剥削其他国家的计划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把‘一带一路’规划发展成为真正连接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工程”。9尼日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柱也指出:“在国际舞台上,‘一带一路’倡议近似于并对应于独特的和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具有咨询性、全面性和包容性的国际合作框架,‘一带一路’将广泛而复杂的国际社会与更广泛的参与式全球化重新联系起来,不歧视任何民族和国家。”10事实证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点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11这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尽可能地提高传播效果,应找准传播的重点人群、人物,还要把握传播的一个基本原则——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一是执政者。每一位执政者都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首要价值取向,这也是其获得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来源。执政者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者,其必然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传播的首要对象。在传播过程中,既要做好关于“一带一路”的释疑解惑工作,也要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诉求,特别是由此给对象国带来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最理想的效果是在获得执政者认同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者和解惑者。

二是政治家。这里的政治家主要是指没有掌握执政地位的政治人物,包括在野党及各行业中的政治精英。这些人虽然没有执政权力,但是他们对执政者的影响力不容小觑。特别是在西方政党选举体制中,这些政治家将来成为执政者的几率很大。作为一项长期的事业,“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高度重视这类群体,无论其是否取得执政地位,都要最大可能获得其认可和支持。

三是学者。学者群体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智库,是国家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和评价者,也是社会舆论的重要引领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加强同对象国相关学者的交流与联系,诠释好该倡议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对于该倡议所秉承的价值理念。目的是通过这些学者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引导社会舆论向积极方向发展。

四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由于企业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的言论对执政者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重视与企业家的联系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应只停留在利益交往上,还应该提升到文化交流和价值观认同的层次上来。只有建立了价值观认同基础上的心理认同和信任,经济上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才会更加持久。

五是媒体人。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决定了媒体人对公众的影响力。大多数情况下,主流媒体服从和服务于执政者的价值理念,因此媒体人的态度往往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媒体也是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阵地,不同的政治力量拥有不同的舆论传播阵地。特别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媒体人在社会舆论方面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区分和选择合适的媒体人作为传播对象,积极发挥其正面作用。

六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虽然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但仍然是影响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在政党政治背景下,尤为要重视普通民众的力量。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需要向对象国民众诠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意义,尤其要联系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其感受到其中利益,从中体会到中国价值观的合理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群体是相互影响的,有的相互之间还有交叉。分类的目的在于,在传播中国价值观过程中,要尽可能找准对象,精准施策,最大程度提高传播效果。

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方法论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2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既要根据不同内容选择适合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载体,又要注重传播话语方式和传播方法。

第一,从传播话语方式看,善于将中国话语转化为对象国话语,提高中国价值观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度。好的内容需要好的呈现方式方能产生好的效果。中国价值观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国际需要,但如果没有很好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来呈现的话,中国价值观的意图很有可能被误会和曲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一个成功的对外传播范例。在此,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经验,不能盲目使用西方话语。因为“一种话语体系必然包含一定的观念、反映一定的价值,并拥有特定的判断标准”。13当我们使用西方话语时,很容易被置于西方的话语逻辑之中,从而可能引起对本意的话语侵蚀。另一方面,要善于将中国话语转化为对象国话语,恰当运用典故、俗语等通俗易懂的文化符号,使传播内容更加接地气。这就需要加强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象国的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寻求文化的共通性,提高中国价值观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度。

第二,从传播主体看,既要发挥政府的主渠道作用,也要发挥公共外交的强力作用。在众多的对外传播主体中,政府主体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政府拥有最权威的传播信息、传播媒介和最强大的传播队伍。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传播价值观,而且能够通过相应的政策践行价值观,从而大大提高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然而,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对于日渐丰富的对外传播活动而言,政府的力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外交应运而生。所谓公共外交,就是指一国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不同行为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有关观点,以有利于本国制定合适的对外政策的社会实践活动。“公共外交是为了有助于达成本国的对外利益与目的,提高本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提升国际形象,加深对本国的理解,通过与国外的个人及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对话、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而进行的相关活动。”14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外交、城市外交、智库外交、旅游外交等不同形式的公共外交不断出现,成为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的重要力量。

第三,从传播载体看,利用新媒体技术、大数据,提高国际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当今世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进步和互联网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据《2017-2018年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用户持续规模增长。2017年6月,全球互联网用户渗透率由2016年底的47.1%快速升至48%,增至35.83亿。根据eMarketer预测,2019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将超过50%,届时全球将有38.2亿网民,占总人口的50.6%。15从国内来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个百分点。16可以看出,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标志的网络科技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也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向互联网进军,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要战略选择。

第四,从传播方法看,深入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做到精准施策,提高亲和力。不同的传播对象群体,不仅需要在传播内容上有所差异,还需要在话语表达上下功夫。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换位思考”,即从对方的视角来思考:他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我的话语他能否听懂?我的观点他是否已正确理解?能否接受?能接受多少?这些问题应该提前预判,并作出预案。毛泽东曾经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不深入了解作品对象的现象:“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17”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同样需要深入了解传播对象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诉求,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与此同时,要注意循序渐进、潜移默化,逐步培育“听众”的耐心,使之从“愿意听”,到“想听”,再到“乐意听”。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五、“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评价体系

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必须对其效果进行评估,既可以从评估中了解过去工作的成败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又可以着眼于未来,更好地改进工作,防范风险,提高效益。

第一,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坚持“以我为主”,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的评价主体拥有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坚持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过程中“以我为主”,即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是否有利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作为效果评价的最高标准。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兼顾平衡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力争做到大家共同受益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在评估的时候需要整合官方与民间、政府部门与行业组织、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等不同层面的资源和力量,力求评价结果客观、规范、准确。

第二,建立多维评价体系,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发展目标。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要目标是“人心相通”。这是一个文化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之间密切的相关性,在评估时需要建立一个立体多维的评价体系,除了考察某一项价值观在“人心相通”方面产生的传播效果以外,还要考察其是否增进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当然,价值观传播所产生的效果在不同领域、地域会有所差异,在时间上不可能完全同步。这就需要在评估的时候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深入研究价值观传播在不同领域产生的效应、影响及其阶段性特征。这些精细化研究对于提升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效果大有裨益。

第三,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兼顾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热点评估与重点评估、局部评估与总体评估的关系。稳定的评估机制有利于管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都是长期的事业,其中既有一系列的经贸合作与项目建设,也有大量的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评估过程复杂、难度大。但是如果把整个评估进行分解,分解为对一些具体项目的评估,评估难度会小很多,操作起来也更容易。为此,需要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特别是加强对那些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项目的过程监管与评估,既要考察项目实施的直接效应,也要考察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影响;既要考察其局部的影响力,也要考察其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总体影响力。

第四,完善评估结果利用机制,建立“项目实施-过程督查-成果评估-改进创新”相关联制度。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好评估结果:一是要高度重视评估的重要性,对评估结果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二是要详细分析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在客观方面,要区分是宏观的环境因素还是微观的条件因素,是偶发性问题还是常态化问题;在主观方面,要区分认识论(态度)问题、技术性(能力)问题和方法论(思路或策略)问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提前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三是建立“项目实施-过程督查-成果评估-改进创新”相关联制度,把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单位和个人,以便及时改进和创新。在此过程中,要善于把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转化为制度性安排,并通过制度创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作者:李辽宁,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17AKS021)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习近平:《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3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4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5 刘鹏:《弘扬崇正义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11月7日。

6 张立文:《和合:中华心 民族魂》,《光明日报》2014年7月29日。

7 《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8 《“一带一路”倡议深得人心 西方抹黑中国难得逞》,《参考消息》2018年3月2日。

9 [德]埃贡·克伦茨:《“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退回到野蛮时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10 [尼]查尔斯·奥努奈柱:《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13 张康之:《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经验》,《人民日报》2017年3月22日。

14 [日]金子将史、北野充:《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公共外交》翻译组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5 中国信通院:《2017-2018年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663760.html。

16 《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01/31/content_7465578.htm?node=20908。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0-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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